公元1069年啟動的、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王安石改革，本應是利民、利國、利朝廷的好事。然而推行的結果，百姓因未得實惠而失望；朝臣非議新法的很多；就是支持改革的宋神宗也時露不滿。這場改革，在哪些環(huán)節(jié)上出了問題或偏差呢？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的。隨著王安石再次罷相（1076年），淡出政壇，尤其是宋神宗去世（1085年），新法終被廢止。因為這次改革，王安石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褒之者說他是中國歷史上十大偉人之一（胡適語），貶之者說他是“萬世罪人”（南宋理宗語）。90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重溫王安石變法，從中能得到什么啟示和警示呢？

“拗相公”成調侃對象

“拗相公”是王安石的綽號。因王安石是北宋宰相，人們稱宰相為“相公”，又因王安石生性執(zhí)拗，故人們給他起綽號“拗相公”?！毒劳ㄑ浴吩疲?ldquo;因他性子執(zhí)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

宋人話本中有一種叫《拗相公》，據胡適說，“內容正代表元祐黨人的后輩的見解”，即代表當初反對王安石新法的人之后人的觀點。此文寫王安石罷相南歸，借宿于一位老婦的茅屋。次日天明，老婦起身，與一女婢將兩頭豬趕出門外。又將糠秕與水調和，盛于木盆，口呼：“啰，啰，啰，拗相公來！”兩頭豬聞聲，就盆吃食。女婢呼雞：“喌，喌，喌，王安石來！”（喌讀州，呼雞聲。）群雞俱至。王安石心不樂，因問老婦：“老人家何為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婦說：“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宰相，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養(yǎng)雞豕都呼為拗相公。”

這篇話本，故事虛構，顯然是攻擊王安石新法的，但并非“一派胡言”。文中老婦因是“子媳俱無”的寡婦，變法前毋須到官府當差，也毋須出“助役錢”；變法后，官府對她這樣的寡婦的優(yōu)待取消了，她說交了“免役”、“助役”等錢，“差役如故”，當是事實。像老婦這類農民怨恨新法，事出有因。

“拗相公”的綽號，不能算是誹謗，就像蘇東坡給司馬光起綽號“司馬牛”（牛：固執(zhí)、倔犟），很難說有輕侮之意。不但王安石同時代好些名人在其筆記中寫到王安石的“拗”，而且正史《宋史·王安石傳》也寫到了王安石的“拗”。該傳云：開封府老百姓為逃避保甲有“截指斷腕”的，知府韓維報告了宋神宗。神宗問王安石，安石答：“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亂驚異，況于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愚蠢為人所惑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邪？”開封府出了這樣的慘事，皇帝都震驚，而王安石無動于衷，反認為“截指斷腕”的人是愚民，受了別人的煽動。在皇帝面前，他依然是一副固執(zhí)的樣子。所以此傳又說：“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zhí)意不回。”這是元朝官方給他的評語。

對普通人而言，性格影響事業(yè)；對政治家、領袖人物、改革家而言，性格影響施政、改革。王安石這種個性，好處是認準了方向、目標，一往無前，百折不回，有著為了國家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氣概。壞處是聽不進不同意見，聽不進批評意見，不能在制定法令、政策時集思廣益，力避疏失；不能爭取盡可能多的支持者、同情者、合作者推行新法；不能根據施政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弊端，對政策作調整，改弦更張，補偏救弊。

據王铚《默記》，王安石當初考中進士第四名后，同鄉(xiāng)前輩、時任樞密使的晏殊寄厚望于王安石，諄諄告誡這位晚輩：“有二語欲奉聞，能容于物，物亦容矣。”意思是說，你能容眾人，眾人也能容你?？上醢彩瘜﹃淌獾脑挷恍家宦?，還認為晏殊講話太沒水平。其實，作為改革家，是應當具備晏殊所說的胸懷的。

“經”給“和尚”念歪了

王安石改革的“經”（法令、政策），有的本身有缺陷；有的大體是好的，但給“和尚”念歪了。此話怎說？

推行新法的官員，有些為表示自己是緊跟王安石的堅定的改革派，往往在實施新法中走極端；有的出于一己之私，曲解新法，使之變形。利民的新法，在他們的轄區(qū)，逐漸異化為擾民、坑民的虐政。改革不以王安石的愿望為轉移，變成了朝廷、官府聚斂財富、搜刮民財的一種手段。

拿青苗法來說，它規(guī)定：官府在夏、秋青黃不接之時貸錢谷于農戶，名為“青苗錢”，農民收獲后還本，加息十分之二，與夏、秋兩稅一起交納官府。推行青苗法的本意是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盤剝，并使官府以錢生息，獲取巨大收入。此法在執(zhí)行過程中，變成了攤派，不管是否需要借貸“青苗錢”，都得攤派。不僅在農村攤派，而且在城鎮(zhèn)攤派。利息超過了十分之二，甚至高達十分之七八。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云：“……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

蘇轍批評青苗法說：“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官員、胥吏在實施青苗法的過程中，上下其手，中飽私囊，朝廷禁止不了，奈何不得。

就連宋神宗都知道青苗法的弊端。據《宋史·韓琦傳》，宋神宗在召見宰相們時，曾從懷里拿出韓琦批評新法的奏章給他們看，并說青苗法害民：“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他責問道：城鎮(zhèn)沒有青苗，為何要強行攤派“青苗錢”？神宗話音剛落，王安石“勃然進曰”：“茍從其欲，坊郭何害？”他說，只要人家愿意，貸給城鎮(zhèn)居民青苗錢有什么害處呢？次日，王安石便稱病不出，跟皇帝鬧起別扭來了。

再拿免役法（又稱募役法）來說，它規(guī)定：鄉(xiāng)戶按戶的等級向官府交納“免役錢”，可免去到官府當差的義務，改由官府雇人充役。原先不用當差的官戶、女戶、寺觀，須按同等戶的半數交錢，稱作“助役錢”。鄉(xiāng)戶在交免役錢時，還要多交二分，稱作“免役寬剩錢”，以備荒年不征收免役錢時雇役之用。免去當差固然好，但所征免役錢太重，到了下面又加碼。這項新法，可以富國（富朝廷、官府），但不能利民。韓琦奏章所說“……又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此所謂富國之術也”，就是這個意思。

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后到了江寧府（今江蘇南京）任知府，有無名氏題詩于賞心亭，開頭兩句是：“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王安石看到后，不知是什么心情。

“悠悠之議”并非“不足恤”

南宋理宗曾在巡視太學時，下令取消王安石在孔廟中“陪祀”的資格，并寫下一段話：“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語萬世罪人。”他所寫王安石“三不足”論，與《宋史·王安石傳》所載不同，該傳記載的“三不足”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無論是宋理宗的版本，還是《宋史》的版本，“三不足”是否出于王安石之口或之文，還是個問題，宋神宗向他核實時，他是否認的。故宋理宗對他的指責難以成立。即便他說過“三不足”，“萬世罪人”的罪名也安不上。

王安石倒是說過：“悠悠之議，恐不足恤。”“悠悠之議”，世俗之議，眾人之議。“不足恤”，不值得憂慮。王安石這句話跟“人言不足恤”有點類似。社會上對新法的議論，官場上對新法的議論，朝廷對新法的議論，他一概當耳邊風。

其實，“悠悠之議”并非“不足恤”，不能不聽，不能不以為意。

古代的改革，僅有皇帝個人的支持還不夠，必須有朝廷上下的支持；僅有官員的支持還不夠，還要有下層民眾的支持。同時樹敵不能太多，否則阻力過大，改革難以進行下去。歸根到底，改革的成敗取決于民眾是否擁護、支持改革。所以，下層民眾的意見要聽，官員們的意見要聽，富人們的意見也要聽，聽了以后作分析。不聽“悠悠之議”，很有可能一意孤行，而一意孤行的結果是碰壁。

社會各方面對改革的議論，總會通過各種渠道反映到朝廷，反映到皇帝那里。例如范純仁就把所見所聞關于新法實行的問題報告神宗，他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掊克財利”即搜刮民財。他提醒神宗注意《尚書》所說的“不見之怨”，即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

《宋史·神宗紀贊》云：“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洶洶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看來出現了“上訪”高潮。

社會上議論改革，王安石不放在心上，他的家人倒很在意。據司馬光《涑水紀聞》一書，王安石之弟王安國曾力勸其兄，注意社會上對新法的不滿：“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于公，恐為家禍。”王安石不聽。王安國便跑到供奉祖先的家廟，向祖宗哭訴：“吾家滅門矣！”

對政局有一定影響力的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皇后）、皇太后高氏（神宗母），批評新法的話聽的多了，對新法的信心就動搖了。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一書載：太皇太后曹氏對神宗說：“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要皇帝廢除青苗法和免役法。神宗不樂了，他說：這兩項法令，是利民的，不是害民的。太皇太后曹氏不聽神宗辯解，吩咐說：王安石誠然有才學，然而怨恨他的人很多?；实蹛巯?，想保全他，不如暫且將其外放，過年把時間再召用他。神宗不得不聽從，于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被外放到江寧府。“悠悠之議”，怎么“不足恤”？

改革進行到第六個年頭，全國很多地方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神宗上朝時對著大臣們直嘆氣。他想廢止新法之“不善者”。并說：“今取免行（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皇帝嘆息，“兩宮”（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抹眼淚，他們既憂且懼。憂的是改革失民心，懼的是天下騷動。

宋神宗不顧王安石的反對，還是來了個改弦易轍，逐步廢除新法之“不善者”。臨死前，還廢止了方田法，即規(guī)定丈量土地，確定等級，登記在冊，作為征稅的依據的法令?！端问?middot;食貨志》云：“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一書說，王安石在地方從政的經歷不多，對全國的情況了解不多，用“一刀切”的辦法解決全國的問題，很難奏效。他寫道：“荊公與司馬溫公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議者謂差役、雇役（免役）二法兼用則可行。農田、水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馬等相繼亦罷，獨青苗散斂，至建炎初中國亂始罷。”

王安石變法對朝廷來說取得了一定成效，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當然離“富國”的目標還很遠，“強兵”更談不上。由于遭遇各方巨大的、難以抵擋的阻力，它不得“善終”，是不奇怪的。

據吳聿《觀林詩話》，王安石晚年在所到之處，“書窗屏間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蓋痛悔之詞”。他書寫唐人薛能的詩句，也許是想抒發(fā)天下之事“易壞而難合”的感慨吧。

（作者為鳳凰出版社編審）

歷史小貼士

王安石是個怎樣的人

宋朝的宰相王安石是最不修邊幅的人。他有時忙著看公文，上朝時來不及吃早點，便拿了面餅坐在上朝的車中去吃，以致弄得滿身都是面屑。

王安石也不講究衛(wèi)生，他不太喜歡洗臉，也不常換衣服，因此，有時衣服上竟生了虱子。有一次，王安石和另一位大臣禹玉因事一同去見皇帝，不注意衣著的王宰相衣領上有個小蟲，可能是個虱子，它從衣領爬上了王安石的胡須。皇帝看了，不覺暗自好笑。禹玉伸手替他捉去，隨口說：“這小蟲太光榮了，曾在宰相的胡須上閑蕩過！”王安石也覺察到了，于是解嘲地說：“它不僅光榮而且幸福，連皇上都親眼看到了它。”

王安石的生活非常儉樸，不拘一格，毫不講究，反對奢華鋪張的作風。在他任宰相的時候，部屬百官宴請他，雖然桌上擺滿了佳肴，他只夾面前的幾樣菜吃。吃飯時他也是心事重重，一副食不知味的神態(tài)。他在家里請客時相當隨便，一般是兩碟小菜，一壺清酒。有一次，他竟將客人吃剩的煎餅餅皮拿來吃了，令客人大感不安。（求是理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