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上午，溫家寶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與采訪大會的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問。正如溫總理在開場白中說，這是他在兩會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見面了。無論是中外記者還是守候在電視前面的干部群眾，都非常關注這次答記者問。一是大家都了解，在以往歷次相同的場合，溫總理作為一個對大政方針和難點、熱點問題都了然于胸的國家領導人，無論多么尖銳、敏感的問題，都能直言以對，很少使用外交辭令，更不會“王顧左右而言他”。人們希望通過這種近距離交流，從溫總理語言鮮活的即席答問中，更真切地了解中國政府對很多復雜問題的態(tài)度，也想聽聽這位只剩一年任期的領導者個人的心聲。

作為信息發(fā)達的“地球村”的成員，人們已見慣了一些處于同樣處境的發(fā)達國家領導人，因為能做的事已非常有限，被媒體稱為“跛腳總理”或“跛腳總統(tǒng)”，有的甚至已擺出“看守政府”架勢，不向前只善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把一些燙手的難題推給后一任了。而溫總理沒有回避行將卸任的事實，他回顧說：“我擔任總理已經9年了，這些年過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總覺得還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完，許多事情沒有辦好，有不少遺憾。”“在最后一年，我將像一匹負軛的老馬，不到最后一刻絕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績彌補我工作上的缺憾……”并明確宣布“在我任職的最后一年，我們政府將做幾件困難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給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臺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真正保障農民承包地的財產權。第三件事情，實現(xiàn)城鄉(xiāng)養(yǎng)老保險的全覆蓋。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標準全面推進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qū)的扶貧工作。第五件事情，我們已經將教育經費占GDP的4%列入預算，我們一定要通過努力實現(xiàn)這個目標，并使經費合理使用。”

總理這番話，生動而具體地闡釋他“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永遠和人民在一起”的宣言，使眾多的聽者不由動容。一個領導者，只有懷著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才會始終覺得自己還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完，許多事情沒有辦好，才會義無反顧地迎難而上。這四件事，都是關系改善民生、扶助社會弱勢群體的大事；也是關系社會公正，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大事；還是觸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大事。征地補償?shù)囊?guī)范化，最直接瞄準的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和開發(fā)商與農民爭利、損害農民合法權益的問題。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更從根本上觸及了一些既有很強話語權、也控制很多公權力的既得利益群體。溫總理再次談到他以往曾引用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信念，說明他對這些改革的困難和阻力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同時也有排除這些阻力，進一步推動社會公正的信心。這種共產黨人的責任感，這種心系人民的情結，是溫總理答記者問給我們留下的最難忘的印象。

溫總理答記者問論及內政外交、民主法治，內容很豐富，我想主要就自己體會最深之處談幾點體會。

第一，領導者首先要做到言行一致、“大節(jié)不虧”，才能獲得群眾的信任。

溫總理答記者問有兩句話給大家的印象普遍很深。一句是“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體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還有許多不足。雖然沒有因為不負責任而造成任何 一件事情上的失誤，但是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負責人，對于我在任職期間中國經濟和社會所發(fā)生的問題，我都負有責任。為此，我感到歉疚。”另一句是在為國家服務的整整45年期間，“我為國家、人民傾注了我全部的熱情、心血和精力，沒有謀過私利。我敢于面對人民、面對歷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作為一個主要領導者，對于自己領導的部門和地區(qū)的工作失誤承擔領導責任，多數(shù)人都做的到。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問心無愧地說，沒有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誤，是因為自己“不負責任”造成的。而在人們的眾目睽睽和悠悠之口下，也不是每個領導者都有底氣說，在幾十年的工作中沒有利用權力謀取過私利。這是最重要的政治大節(jié)。只要能夠做到這一點，能力和認識問題造成的失誤，群眾能夠理解，也能夠諒解。因為誰都不是神仙，誰都需要在犯錯誤的過程中學習。但這不包括說一套、做一套；要求別人一套、自己奉行一套的錯誤。

如果我們的每個領導干部，都能夠理直氣壯地像溫總理那樣講出這兩句話，并且不怕組織和群眾的監(jiān)督檢查，那我們黨和政府就會受到人民群眾更加真誠的擁護，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yè)也會進展的更加順利。
 
第二，要強化公仆意識，不怕群眾“拍磚”。

溫總理說：“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創(chuàng)造條件讓人民提出意見批評政府。因此，在網(wǎng)上聽到有‘拍磚’的聲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為這是正常的事情。群眾許多批評的意見值得我們深思，而政府重視和決定的許多重大問題，經常是從群眾”拍磚“里頭得到的。我甚至考慮，把一些經常批評政府的代表人士請到中南海，面對面地聽取他們意見。如果你們注意的話，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聽取意見的安排中，我們已經嘗試做了，但還很不夠。”這實際上也是對我們各級黨和政府的要求。我們作為執(zhí)政黨，群眾對我們不滿意，提出這樣那樣的批評以及那是很正常的，由于每個人觀察思考問題的地位、角度和方法不同，意見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但都可以使執(zhí)政者從中體察到民情，從中獲得啟示，而不能一概斥之為“雜音”。只有認真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從中汲取合理的成分，才能成為群眾滿意政府。這方面既有現(xiàn)實教訓，也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教訓。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東歐劇變后，東歐黨的一些領導人后來反思劇變時，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慨：如果當時各國的領導干部，尤其是高層領導干部能夠少一些官僚主義，經常深入群眾，體察民情，發(fā)現(xiàn)問題并及時加以疏導，以上這些矛盾本來是不至于發(fā)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1970年波蘭12月工潮就是如此。波蘭工人反映說，工人和普通黨員去找自己黨的領導人，經常吃閉門羹。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領導人拉科夫斯基也承認：“一般情況下，下面的意見，只有強化到無法阻止時才有可能傳到上面……而往往已經太遲，國家發(fā)生一個接一個的危機就是佐證。”當然，不是所有黨的干部和黨員都是不了解社會情緒的“聾子”、“瞎子”。劇變前很長一段時間里，包括許多領導干部都已意識到黨要取信于民，必須進行深刻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但由于黨內缺乏民主，這些呼聲顯得很微弱。

因此，來自黨內的各種警告聲，經過報喜不報憂的層層篩選，內容越往上報越少，聲音越往上傳越小，最后對主要領導人的決策幾乎不能給以任何影響。如果黨內外多一些民主，保證黨員和廣大群眾的意見能夠有暢通的渠道反映上來，并能被認真研究采納，許多問題都可以得到及時處理，許多嚴重的局面也就可以避免了。

第三，要堅定改革決心，做到“人言不足恤”。

溫總理在溫總理答記者問說：“在我擔任總理期間，確實謠諑不斷，我雖然不為所動，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這種痛苦不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痛苦，而是我獨立的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我對社會感到有點憂慮。我將堅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繼續(xù)奮斗。”“人言不足恤”。是著名的宋代改革家王安石表示自己改革決心的“三不足”中的一句。改革作為一種新事物，不被一些人理解并不奇怪，改革本身作為一種利益的再分配，因為觸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強烈的反彈更不奇怪。但作為改革者，必須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必須從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出發(fā)來思考問題，而不能計較眼前的個人利害得失。

還用王安石的詩句來比喻，就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從我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來看就是如此。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如果不是朱镕基擔任總理期間，我們黨和政府頂住了來自一些方面的非議甚至罵聲，狠抓了宏觀調控、改變了經濟過熱的現(xiàn)象，我國就很難頂住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如果不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經濟連續(xù)25年保持10%左右的持續(xù)高速增長的2003年，就提出了轉變發(fā)展方式、實現(xiàn)科學發(fā)展的要求，我們也很難頂住1998年國際金融危機，出現(xiàn)“風景這邊獨好”的局面。

當前，我們的改革已經進入了重要的機遇期、關鍵期和攻堅期，更考驗我們的改革信念、智慧和勇氣。特別是過去先易后難的漸進式改革，由于改革和經濟社會轉型的不平衡、不完善，使得一些社會群體更多地承擔了改革成本，而另一些群體更多地占有了改革成果。而后者中的一部分人，便希望把這種過渡性的利益分配固定化甚至進一步擴大自身的利益。就如北大一名學者所說，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現(xiàn)在有些人是“摸石頭上癮，不想過河了。”深化改革，就從維護社會公正和實現(xiàn)科學發(fā)展出發(fā)，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這也是對每個領導干部黨性的考驗。
第四，要做到實事求是，堅持科學發(fā)展。

溫總理在溫總理答記者問說：“今年可能是最困難的一年，但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靜、果敢和誠信；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幫助。”溫總理特別談到了房價問題，并表示房價還遠遠沒有回到合理價位。因此，調控不能放松。溫家寶總理說：“什么叫房價合理回歸？我以為合理的房價，應該是使房價與居民的收入相適應，房價與投入和合理的利潤相匹配。”總理還明確提出“中國有13億多人口，又處在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階段，對住房的需求是剛性的，而且將會是持續(xù)的。當然，我們說住有其居，并不意味著住者有其屋。從方向上看，應該鼓勵更多的人租房。”這個判斷，是符合科學發(fā)展的要求的。

應該說，黨和政府在改善人民居住條件方面已經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努力?，F(xiàn)在我們把人均住房面積10平方米以下作為住房特困戶，可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全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只有3.6平方米?？紤]統(tǒng)計口徑的差別，也不到現(xiàn)在特困戶標準的一半。目前我國的建筑數(shù)量居全世界第一，上海、北京每年的建筑量差不多就是整個歐洲每年的建筑量，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塔吊矗立在中國。2008年末我國實有城鎮(zhèn)住房面積已達124億平方米。是1980年的15倍。1999年到2008年，中國城鎮(zhèn)就建了將近80億平方米的住房資源，賣了將近7000萬套商品房，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家庭買了新房。當然，由于社會分配不公和炒房問題，一些城市房價上升較快，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難。為此，中央出臺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并正式啟動保障性安居工程。在“十一五”期間已建設大批保障房的基礎上，“十二五”期間還計劃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2011年已經實際開工1000多萬套。這些具體措施，既體現(xiàn)了政府把調控進行到底的決心，又為中低收入者提供了大批保障房，贏得了民心。

嚴厲的樓市調控的意義不僅在于要遏制購房投資和投機的行為，使老百姓買得起房，而且要消除房地產暴利和看起來似乎無限的市場需求對投資行為的導向。還有這種暴利下的建房驅動，也會威脅維持民族生存的１８億畝耕地的紅線。有位專家提出：“當西方國家把高科技、軍工、汽車、金融、電影、農業(yè)、金融業(yè)、服務業(yè)列為支柱產業(yè)時，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依靠蠶食民生、降低民眾幸福感的房地產業(yè)來發(fā)展經濟的程度，我們這個民族保持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源動力又在哪里？ ”觀點也許有些偏頗，但作者對高房價危害的認識，還是有深度的。

實際上，在有些發(fā)達國家，住房也是以租為主。這有利于兩個“流動”，一是人才的流動。發(fā)達國家很多年輕人并不買房，因為年輕正是尋找發(fā)展機會、開創(chuàng)自己事業(yè)的年齡，年輕人不怕吃苦，愿意迎接各種挑戰(zhàn)，天南海北，哪里有發(fā)展機會就去哪里，能拎包入住公租房最好。而過早地買商品房、付按揭，會把自己拴死在一個地方，更不敢輕易轉行，營造安樂窩的房子，反而成為限制發(fā)展的羈絆和負擔。二是被保障者的流動。廉租房住戶隨經濟狀況變化搬出搬進，廉租房公共資源的性質卻不會變，只會越蓋覆蓋面越大。因此“以租為主”，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還有，溫總理也指出，房地產市場關系到財政、金融、土地、企業(yè)等各項政策，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關系，特別是地方從土地出讓中獲取大量的收入，同時也涉及到金融企業(yè)和房地產企業(yè)的利益，改革的阻力相當之大，也有部分人抱著政府為“保增長”下半年或許會放松調控的幻想。因此，總理再次重申了堅持房地產調控不放松的決心。
第五，在溫總理的答記者問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關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談話。

這五年的兩會后答記者問，溫總理每次都談到這個話題。在2009年曾提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三個方面：一是要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二是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2011年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協(xié)調推進，黨和國家才會充滿生機和活力。今年則進一步強調：現(xiàn)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

溫總理的答問是有很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的。改革開放33年來，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不斷深化，并起著為經濟改革開辟道路和保駕護航的作用。當前，我國的改革已進入關鍵期、攻堅期和新的戰(zhàn)略機遇期。這個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快速發(fā)展過程中沉淀和積累起來的各種矛盾，已經盤根錯節(jié)地交織在一起。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都難以解決客觀存在的深層矛盾。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xiàn)，它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并為經濟基礎服務，同時又極大地影響經濟發(fā)展。當前，無論是簡政放權的市場化改革的整體推進和深化，還是為逐步實現(xiàn)共同富裕而進行的社會體制改革，都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步推進。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因此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把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他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xiàn)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xiàn)象，家長制現(xiàn)象，干部領導終身制現(xiàn)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xiàn)象”。而在經濟轉型時期，沒有完全消除的舊的弊端，又表現(xiàn)出新的特點。一是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約監(jiān)督，導致權錢交易現(xiàn)象依然相當普遍地存在；二是社會誠信缺失與權力干預市場、一些政府首先誠信缺失分不開；三是窮富差距擴大，而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努力遇到很大阻力。這三方面的問題，最后都反映為擁有很大的話語權和其他公權力的一些既得利益群體對改革的阻礙。要沖破這些阻礙，要依靠發(fā)展基層民主，更要依靠頂層設計和頂層推動。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黨要從高層領導機關率先開始，領導干部要率先示范。發(fā)展民主意味著平等，意味著對特權的限制、對權力的監(jiān)督，對官員及家人財產的公開等等。這里包括把已經寫在紙面上的條文貫徹落實，也包括為了增強制度的執(zhí)行力而建立的保證性制度。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帶頭執(zhí)行黨的各項制度，我們的各項制度如果領導干部不執(zhí)行，等于一風吹。只有高層示范，才能凝聚改革共識，推進黨內民主的順利發(fā)展。溫總理還提出，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精神。應該說，隨著人們追求公平正義的公民意識的覺醒和網(wǎng)絡、微博的發(fā)展，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有序地行使自己的各項民主權力，已經有了比以往更好的環(huán)境條件，通過這種上下結合，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各項改革一定可以獲得新的活力。

溫總理在《答記者問》中，還兩次提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當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 “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fā)生。人們做了各種各樣的解讀。我認為，這主要還是作為一種警示提出的。“文革”已結束36年了，40歲以下的人對“文革”都不會留下什么親身感受。但這場民族的劫難、黨的劫難留給我們的慘痛教訓卻不能忘記。在中共十二大召開前，陳云同志審閱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稿時，看到里面講“民主生活很不夠”是“文化大革命”發(fā)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這種說法不對，“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fā)生的一個根本原因。”后來，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許大家提不同意見，“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我們發(fā)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決策，就是在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做出的。

溫總理還指出，發(fā)展中國民主要根據(jù)中國的國情循序漸進地發(fā)展，并舉了從村到鄉(xiāng)再到縣，鼓勵群眾沿著這條道路大膽地進行民主實踐，并在實踐中得到鍛煉。因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搞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實際出發(fā)，與我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fā)展相適應，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與我國歷史條件、經濟發(fā)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適應，有秩序、有步驟地展開。我們既要從中國實際出發(fā)，走自己的路，又要借鑒其他國家反映人類文明發(fā)展成果的民主政治經驗，才能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

溫總理說他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關注，是出于責任感，經過多年的思考，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這些改革思想，對于進一步深化我們各方面的改革，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